摘   要：“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期运动，发现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并结合农业产生特点，指导生产与生活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古代中国人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综合体现。“二十四节气”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其产生的客观基础与黄河流域处于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有关；其产生的主观背景与中国古代社会悠久的农耕历史、发达的农学思想、和谐的文化理念相关；其产生的技术条件与古代中国发达的天文知识有关；其产生的制度因素与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度与重农政策密切相关。“二十四节气”是中国文化和谐模式的产物，不同于西欧以征服和控制自然为目的的工业文明。因此，“二十四节气”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现实价值，尤其是当中国越来越多地站在世界舞台中心时，它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名片，体现出了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宗旨，有利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关键词：“二十四节气”；农耕基因；和谐理念；郡县制度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二十四节气”是古代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期运动，发现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并结合农业产生特点，指导生产与生活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这是一个天文与农学两方面知识紧密结合的知识体系，在国际气象学界，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组成“二十四节气”的四十八个汉字背后包含了众多农谚以及各地依据实际所总结的气候与物候知识，在中国古代对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产生？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这一话题少有研究者涉及，本文试图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现实意义。

一、“二十四节气”形成的简略回顾

“二十四节气”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大自然与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太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万物生长靠太阳。几乎所有的文明体对自然的认识中都不会忽视太阳的作用，农耕民族更是如此。但是，所有的文化类型并非同步进步，对自然知识的积累与对某些知识的特别需求，决定了其认识的高度。在中国，至少在孔子所述的两小儿辩日之前，古人有关太阳的知识体系已经十分发达，对太阳的认识也十分迫切。有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中已有“日至”的概念，也就是说，当时可能出现夏至和冬至的记载了［1］。沈志忠依据陈久金和夏纬英的研究认为，商人存在测定日至的可能，但是不能肯定［2］。如果说商人可能存在较高比重的畜牧业的话，那么周人则是以农耕起家，且承续商人对日观察的成果，所以西周时期肯定知道“两至”，并且也有“两分”的概念，春秋中期，加上了“四立”的概念，到了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理念基本形成，完整记载“二十四节气”顺序则在西汉时期《淮南子》一书中，至此，沿用至今的“二十四节气”产生［2］。“二十四节气”名称中，包含四季变化、气温特点、雨水状况、物候等，但中心思想是指导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二十四节气”在西汉成型以后，其内容不断丰富，在48个汉字所包含的内容之外，还应该包含数量巨大的农谚，并且随着地域的不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二、“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放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下，我们发现：“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其背后蕴藏的知识体系在其他文明体系中均没有发现，它是中华文明和谐模式的产物。它的出现必然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大致说来，首先要具备客观条件，其次是主观愿望，再次是相应的天文学知识，最后是政策方面的强力推动，只有四者共同作用，才能促成这种既指导生产，又指导生活的文化现象产生，下面分别从这四个方面分别论述。

（一）有利的自然环境

“二十四节气”是一个对春夏秋冬气候变化明显的地区才会有意义的知识体系，只有四季分明的地区，才会有明显的季节与物候变化，人们才可以观察到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与物候特征，而且具有重复的特点，如果它没有持续性与重复性的特征，气候与物候存在变化，也就没有指导意义。地球上只有中纬度地区才会四季分明，且周而复始，而中国的黄河中下流及至长江流域部分地区恰恰符合这个条件。

黄河中下流地区四季分明，符合产生“二十四节气”条件。同时，这个地区还是原始农业的起源地，因为更新世以来，源于寒冷刺激，人们萌发了观念农业，到了全新世以后，在客观与主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原始农业发源于此地域［3］。

产生了“二十四节气”的黄河中下流既是在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也与北纬30度左右高度重合。北纬30度或者北纬31度这个区域产生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神秘文化现象，电影《北纬31度录像带》与189集纪录片《北纬30度中国行》，都是为了探索这一地区的独特文明现象而拍摄的。“二十四节气”理念既产生于中纬度地区，自然同时与北纬30度重合，它们之间存在何种独特的联系？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解读。一些处于中纬度以外的地区如赤道和北极附近地区，气温基本非常稳定，变化幅度较小，难以产生复杂的“二十四节气”概念。

（二）深厚的文化基础

“二十四节气”具有指导农业生产的功能，是农耕社会的产物，而游牧社会基本不需要这种历法。当然，并非所有的农耕社会都会产生“二十四节气”这种文化现象，只有那些发达的农耕社会，同时具有先进的农学思想、悠久的重农传统，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才有可能。

1.悠久绵延的农耕历史

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农耕文化类型，它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耕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发明了农业，小米、大豆和水稻等作物原产于中国，栽桑养蚕、驯养动物如猪与狗，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农耕方式发明以后，逐步形成以种植作物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一直延续，至秦汉时期，这种生产与生活方式已经完全确立。中国是几千年来一直以农耕为主的国家，也是唯一的语言与文字不间断的文明体。这种不间断的文明体，具备较大人口规模，逐渐形成了城市与国家。而游牧民族则并非如此，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早期的狩猎民族和中古游牧民族。早期欧洲寒冷地区的狩猎民族如北极地区因纽特人，因为群体数量较少的原因，难以在较早时期发明“二十四节气”概念；中古的游牧民族如蒙古族，则多是因为农耕发育至一定程度，游牧方式才产生，仅仅需要了解春夏秋冬这种较粗的时序概念，过度细分对他们而言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2.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中国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初，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依靠黄土的深厚与肥沃，形成了早期发达的农业文明。黄土因为其形成过程漫长，深厚并肥沃，便于早期简陋工具耕作，容易获得好的收成，所以能够支撑较大的人口规模，迅速在这一区域形成强势文明群落；因为种植业在单位面积上比游牧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便于更早形成国家与城市及文明。黄土与农业的高度配合，快速成为互促因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黄土农业促进了秦汉文明的发达，同时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依靠。

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具备文化积累和传递的基础，进一步促成了各种知识的继承与发展，这其中，方块象形字因容易承继，变化不大，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拼音文字则变化快，容易中断。“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持续了很长时间，西周时有“两分”与“两至”，春秋时增加了“四立”，到西汉《淮南子》上才内容完备，这些如果没有象形方块汉字的延续性，就难以不断承继。

3.和谐包容的思想理念

仅仅凭借农耕社会的生产发达还不足以产生“二十四节气”概念，还需要相应的农学思想与理念来配合。而处于轴心时代（在中国为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文明相当发达，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相互影响。农家成为其中重要的流派之一，并在诸子争鸣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敬畏自然、充分利用自然的思想体系，促成了“二十四节气”理念的形成。具体来说，当时的老庄哲学影响深远，老子强调“道法自然”，庄子崇尚自然，提倡无为，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自然会影响到后来的农家学派，而代表农家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等四篇所体现的农家思想，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则是老庄思想的直接体现。其中《审时》篇用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来解释农业生产过程与确定原则，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些促成了内涵丰富、以掌握农时为目的的包含“二十四节气”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产生。天才、地才和人才的三才思想透露出农时的重要性，而“二十四节气”就是合理利用农时的具体措施，是当时发达的农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天、地、人三者和谐的模式下，古人认为土地是命根子，更是有生命的有机体。著名的“土脉论”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能变动的、与气候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中国古代生产与生活方式都是一种和谐模式。首先生活是和谐模式，奉行多子继承，不像欧洲单子继承排他式，中国人不能开拓殖民式生活方式，局部地区人口相对众多，只能多熟种植，所以生产方式也只能是和谐模式，寻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技术类型是以节约土地的类型为主，把所有剩余的时间用于土地上，深耕、中耕、施肥等，把力气释放在土地上，从而形成了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其中北方形成了耕耙耱与中耕保墒配套的体系，在南方则是耕耙耖配套的体系，养活了众多的人口。

（三）必要的技术条件

“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必须依赖发达的天文学知识才能产生，否则无法确定太阳运行的规律。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相当发达，与农学、医学、数学并称为四大自然科学。欧洲文艺复兴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和最好的记录保存者。中国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有了它，就可以确立冬至与夏至时间，然后通过数学推算，将太阳运行一年分成二十四等份，确立每一个节气的时间。没有发达的天文学，不可能确立冬至与夏至，其他的节气也无从谈起，也就无法产生“二十四节气”。

但是，拥有发达的天文学知识并不意味着就能够产生“二十四节气”，古希腊的天文学也很发达，但是没有产生”二十四节气”概念。希腊文明被视为欧洲文明的源头，他们的天文学理念与中国存在明显的不同。希腊天文学更多的是了解星际运行机制与规律，并不以协调人间行为为目的，有人认为他们属于科学范畴，即以了解天体运行的规律为目标。现代天文学能够在西欧产生，与其科学的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天文学更多是一种礼学，它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礼仪需要。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从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也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4］。希腊产生了现代天文学，而中国则没有朝这条路上走，更感兴趣的是天上人间存在什么关联，政治色彩非常浓厚，这种政治追求演变成为天人感应，然后来判定人间俗事是否合规。在生产与生活方面则是要找到太阳与地球之间相互运动的规律，将地球上因为太阳运行所主导的天气演变周年（365天）重复的现象，分成二十四份，称为“二十四节气”，用来指导生产与生活。

（四）关键的制度因素

除了上述几大因素的影响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制度因素也是最重要最直接影响“二十四节气”产生与推行的力量。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度为“二十四节气”的产生与推广起到了最重要的推动作用，否则，至少各地不会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农谚和各地因地制宜的节气内容的调整。

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一方面催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农抑商思想，为“二十四节气”产生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农业在秦汉时期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主体，重农思想的提出，殃及商业。种植成为重中之重，养殖、经商等行业不被鼓励，秦律中耕牛得到特别的保护，随意宰杀耕牛是要判死刑的。没有重农的思想传统，“二十四节气”也不可能不断地深入到中华民族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推行相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在“二十四节气”还没有完全成为历法的西汉初年表现得相当突出。汉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地方官的主要工作是劝课农桑，告诉人们如何安排生产与生活，因此，汉代产生“二十四节气”的概念丝毫不奇怪。与车同轨、书同文并行的是日同历，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地推行“二十四节气”。

我们知道，在中国，尽管多数地区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还是有很多地区并不适合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南方很早就突破北方只有春天才能播种的限制，这些地区就会存在是否采用“二十四节气”的问题。能够在不太适合的地区推行“二十四节气”，必然有政府的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也能够证明这一点。秦朝推行全国一统的制度后，很快被汉朝取代，汉承秦制，依然推行这一制度，延续秦朝书同文、车同轨，历法也是如此，统一为颛顼历。先秦时期，各诸侯国采用不同的历法，有“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颛顼历。汉初承秦制，用颛顼历，一直用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汉武帝根据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的建议，招募了唐都、落下闳、邓平等著名天文学家商定新历。落下闳制造了浑仪，对天象进行实测，在此基础上和唐都、邓平等人一起制定了太初历。汉武帝在太初元年颁行此历，并宣布改这一年为太初元年［5］。太初历将一回归年平分为“二十四节气”，也就是说，通过官方推行，才使得”二十四节气”成为古代中国用来指导生产与生活的普遍历法，因此，可以说它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度的产物。

中国古代早期强势文明所处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四季分明，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具备发达的农学思想，同时拥有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达农耕文化体系，并以高度发达的天文学知识贮备为依靠，最后在制度层面上强力推动，最终在汉代产生并运用“二十四节气”。而其他文明体系要么不存在上述要素，要么对他们没有直接的意义，所以没有产生“二十四节气”的知识体系。

三、不同文明比较视野下看“二十四节气”的独特性

西欧早期文明也有农耕，也很发达，但是西欧的农业模式带有强烈的游牧特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欧洲的农业起源于雅利安人为了给家畜提供草料而产生的，说明欧洲在接受农耕方式之前，主要是游牧民族的天下。西欧与北欧的农耕是由西亚传播而来，新石器文化的出现同西亚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欧洲的东南部即包括现在所说的爱琴海及巴尔干半岛地区，是最早接受西亚农耕文化的区域。西亚农耕沿着两条线路向欧洲传播，它们分别是在多瑙河中游一带形成的线纹陶文化和沿地中海传播的印纹陶文化［6］。

在早期，欧洲的农耕更多是养殖或者畜牧生活的附属品，它的生产与生活哲学模式是与我们不同的另外一种模式，我们称之为征服模式。欧洲文明所带有的强烈游牧基因的主要特征是以征服为目标，所以它带有与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另类色彩，尽管古代希腊的赫西俄德在其《工作与时日》一书中也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别“错过时令，误了农时”［7］13，但是总体上，西欧文明骨子里具有强烈的控制自然的属性，不会想到要与自然亲近并合一，而是走向另外一条道路，所以近现代的实验科学得以发明。事实也说明，西欧文明承接希腊文明，发明了近现代科学与技术，这是征服模式的产物，试图从事物的内部控制自然。他们的文化特点以基督教理念为核心，单子继承以控制人口，土地不能买卖，排他式移民方式，所以美洲印第安人被征服并遭遇劫难。西欧人建罗马斗兽场，力图挑战各类动物，其征服之心昭然若揭。西欧文明的农耕理念与中国“二十四节气”理念相左，不会产生“二十四节气”概念。两者文化内核特征对比如下：

上表所列的不同，最后在农业上，出现了一个最大的不同，即西欧必定会产生化肥与农药，而中国只有产生“二十四节气”。西欧文明开启了征服模式后，在农业方面是化肥、农药与机械的发明与运用，即工业文明产物在农业上的体现。化肥与农药是一种劳动力替代型文明产物，征服自然的特点明显，目的是节约劳动力与时间，把节约的时间用于征服自然和其他民族。承续欧洲文明特点的美国人，面对被征服了的印第安人的肥沃土地，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滥用出现了著名的黑风暴，这是不懂得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结果，所以后来有一些学者反思，提倡有机农业，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欧洲文明体系的产物——农药与化肥，在今天其副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除了欧洲文明的理念无法产生“二十四节气”外，其他的文明也是如此。如印度，地理上不在四季特别分明的地域，且很早就被雅利安人文化征服，游牧文化特征明显，天文学也不如早期中国发达；日本与韩国虽然与中国近邻，但是不属于原生农耕文明区域，且古代天文学知识不发达，早期农学思想也基本向中国学习，受中华农业文明影响，不足以产生“二十四节气”概念；非洲早期农耕文明相对落后，天文与农学知识体系不发达。

西亚地区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文明是少数几个具备可能产生“二十四节气”概念的早期文明，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787年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历，制定方法是把天狼星和太阳同时在地平线升起的那天（此时尼罗河开始泛滥）定为一年之始，一年三季共12个月，每月30天，加上年终5天节日全年共365天。这个历法每年只有1/4天的差数，是今天世界通用公历的原始基础。但是埃及人没有进一步像中国人那样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可能与他们只需要确定尼罗河泛滥的日期即可有关，不必像中国人通过“二十四节气”来确定全年的生产与生活安排。当然，有些早期文明的天文学相当发达，但是并非所有发达的天文学都会指向“二十四节气”的发明。

古巴比伦文明亦是如此，虽然也有发达的天文学和农业，但是其农学底蕴不足，并且该地区不同的部落与文明体相互攻伐替代，先是苏美尔，接下来是阿摩利人，再是亚述，再后是闪米特人，最后是波斯人，政权更迭频繁，不利于文明的积累。此外，他们只需要确定每年河水来临的时间即可，同样不需要发明“二十四节气”。

新大陆地区尽管拥有较发达的农业，部分地区也处于四季分明的地区，如早期的印第安人所建立的印加帝国文化相当发达，他们为了观察太阳的位置以确定冬至和春分的日期，在库斯科城的东面和西面建筑了4座圆塔。此外，还在库斯科中央的大广场上树立一根石柱，利用日影测定时间。然而，他们的农学知识并没有与天文学同步发达，未能在早期形成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的理念，他们的文化也缺乏积累的基础，所以同样没有发明“二十四节气”。

四、“二十四节气”的历史贡献、现实意义与未来价值

（一）“二十四节气”的历史贡献

至少在春秋战国，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逐步形成了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起点应该是如何把握农时。种植需要确定合适的时间才会有好的收获，它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种自然因素配合，古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天人合一”与“三才”思想的形成。任何抽象的哲学理念都要有具体的操作措施才能实现其价值。农业生产始于种，终于收，把握农时是第一步，是关键，所以中国的古代农学哲学中非常强调把握农时，也就是说，如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实现天人合一，并获得好的收成呢？这就需要利用“二十四节气”掌握农时，加上耕、耙、耱三者配套的抗旱保墒体系，再辅以中耕除草，成为以少量土地养活众多人口的技术依靠，构筑了一条通往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可以说，农耕基因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类型，它促成了天人合一哲学的产生，进而孕育了“二十四节气”概念和耕、耙、耱三者配套抗旱保墒体系（南方的耕、耙、耖三者配套），构成了古代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

（二）“二十四节气”的现实意义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民以食为天，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今的中国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引进西欧农业模式，加入了许多工业化要素，诸如化肥、农药与机械，其中化肥与农药在作出贡献的同时，存在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诸如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耕作层变浅等问题，河流水质普遍下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建设生态保育型农业的任务更加困难。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遵循天人合一的思想，传承“二十四节气”背后所包含的理念，更多地利用传统的有机肥料与生态农业模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种养结合，循环利用，找到与自然和谐的生产方式，所以说，“二十四节气”理念将以新的形式服务于中国当代农业。   

“二十四节气”理念主要告诉人们要特别关注农时，即尊重自然规律，什么时候耕地、播种、中耕除草、收获与贮藏等，都要遵循一定之规。“二十四节气”这一知识体系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不管今天农业生产如何发达，基础的原理不会变化，即依赖自然而生产，依然要遵循自古以来形成的尊重自然的知识体系，指导生产的各个过程。

“二十四节气”同时还可以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知道，不管工业化的程度有多高，乡村依然会是中国社会的最大板块，乡村的和谐依然要与工业化进程并行不悖，城乡之间的互动应该是双向的、良性的，不能因为工业化而让乡村失去了它应有的韵味。通过传承“二十四节气”，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能够了解乡村，时时刻刻提醒人们，城市不能离开乡村，让都市的人们能够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亲近自然。

（三）“二十四节气”的未来价值

当中国越来越多地站在世界舞台中心时，“二十四节气”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名片，她体现出了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宗旨，有利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GDP每增长一点，就会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当中国人用西欧的方式提高生活品质时，世界的需求便会发生变化，自然影响到世界经济的每一个方面。当中国人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时，西方一些国家很不适应，认为这是中国试图主导世界的行为。但是，如果从文化的基因来看，中国的文化基因实际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和谐理念，而不是征服理念。“一带一路”是一种用玉帛替代干戈的最好形式，中国文化中没有殖民理念，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行为不会在中国文化中找到。所以，当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实际上是无意间送给中国人的大礼，我们应该很好地使用这个名片，排除干扰，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为整个人类谋福祉。   

参考文献

［1］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2］沈志忠.”二十四节气”形成年代考［J］.东南文化，2001（1）：53-56.

［3］徐旺生.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J］.中国农史，1994（1）：24-32.

［4］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34-140.

［5］斯琴毕力格.太初改历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50-54.

［6］黄其煦.东南欧的农耕文化及其在农业向欧洲扩展中的作用［J］.农业考古，1987（1）：129-135.

［7］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徐旺生.制度及文化缺陷与秦汉以来的农民起义问题——从猴群现象谈起［M］//三农中国13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81-190.

本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4期